摘要：新冠疫情从外部冲击着处于危机、萧条和动荡边缘的全球经济政治，然而最为关键的是，美国所主导的系统性金融扩张的逻辑从根本上形塑着全球政治经济的体系性变化。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呈现出五大变化，即美国霸权危机、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西方国家经济主权危机、西方社会新冲突和种族格局的变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力量平衡的变化。中国需要遵循美国借由其所主导的国内与国际制度而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这一规律和事实加以抉择，立足国内经济大循环，严防输入型危机发生；突显经济增长的社会逻辑，兼顾国家总体安全；巩固经济大国地位，发挥仁智大国影响力，推进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实践。
一、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政治变局
新冠疫情不仅事关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涉及到与人相关的财富、资源、物资以及领土等政治经济问题。特别是在全球抗疫期间，社会流动性达到最低限度，然而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冠疫情作为客观的外在因素冲击着原本处于危机、萧条和动荡边缘的全球经济政治，但是最为关键的是，美国所主导的系统性金融扩张的内在资本逻辑从根本上形塑着全球政治经济的体系性变化。
（一）美国霸权危机
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根源于物质扩张时期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通过金融交易不断进行，而且金融交易很大程度上从商品贸易和商品生产中脱离。金融扩张是“秋天的迹象”（布罗代尔），标志着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物质扩张进入衰退期。对金融市场上资本的激烈竞争使得贸易和生产扩张减速，致使收入和财富从各种团体向控制流动资本的机构再分配，而且其收益性膨胀并维持下去。一方面，金融扩张暂时使衰落中的美国权力膨胀，阻止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崩溃的趋势。另一方面，金融扩张扩大和深化了国家间、企业间的竞争和社会冲突，将资本重新分配给那些允诺有更大安全性和更高回报的新兴力量，如中国。
美国霸权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扩张长期演变的产物。正如阿锐基所言，“一旦金融扩张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再分配难以为继，金融扩张必定气数已尽。这方面惟一还存在的问题…是目前这一毫无规制的市场会在多快的时间、以多么严重的程度崩溃。”金融扩张只是暂时性现象，或早或晚地会以灾难而结束，最终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危机。美国可以放弃现在的帝国主义模式，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财富重新分配或通过国内安排来寻求解决资本过剩的方法，然而美国仍然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嫁祸全球，必然加速其所主导的霸权秩序的灾难性崩溃。
（二）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
一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的地理扩展和劳动过程一体化而形成的愈来愈复杂的生产体系，资本积累、国家间体系在地缘政治上不断扩展和深化。另一方面，美国将地缘扩展和空间重组视为新冠疫情背景下解决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方案之一。当苏联解体时，美国及其西方世界消除了苏联及其东欧国家的经济威胁，由此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金融帝国将苏联、东欧等纳入西方货币体系，为病入膏肓的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又重新享有权力。
资本的物质扩张正从北美转向东亚，加剧了为生产性资源而争夺的趋势。目前东亚作为世界范围资本积累过程中最富有活力的中心而兴起。这一迹象表明长期以来西方对亚洲的入侵和主宰都已经或将要回到原点。如大卫·哈维所言，“很难想象，美国会安然接受并适应东亚地区经济的觉悟，或大方承认现在世界经济重心正从美国转向亚洲。”东亚区域政治经济动荡是新兴世界中心的典型问题。目前来看，中国被重新想象为美国霸权的对立面，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东亚政治经济将逐渐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仍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如果市场力量不足以实现具体目标或将桀骜另类的国家或机构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那么美国就要在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动用其（显性的或隐性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
（三）西方国家经济主权危机
在疫情防控中，决定政府以何种体制运作的核心是财政税收。西方国家主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主权危机，尤其是金融主权危机和财政主权危机，弱化了国家在控制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能力。大卫·哈维认为，“在社会开支（医疗、教育和军事压迫）上的危机、在消费资金形成方面的危机（房屋）以及科技领域的危机之所以发生在于这些领域的有效投资潜力都陷于枯竭。这些领域任何程度的危机都会表现为金融危机或国家危机，国家又因为其相对的独立性而成为危机的独立来源（具体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以及国家开支的财政危机）。”
美国国内和国际行动自由受到更多经济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国家财政赤字及其危机。美国财政危机的实质就是富有阶层控制政府，而且政府主导减税，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制造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富翁，却导致了民困国穷，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防控疫情的钱都拿不出来。当美国联邦政府无法解决这种财政危机时，它们破坏了资本主义企业所需要的可以相对理性冒险的稳定社会政治环境。
（四）西方社会新冲突和种族格局的变动
大多数世界人口在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因而国家间或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极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储蓄，发达国家借债）。在全球抗疫之际，世界福利将成为一种关键性政治变量而升至首要地位。正规教育、健康服务和营养性食物分配等福利制度将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支柱。当新冠疫情所涉及的基本健康问题非常迅速地扩展，超过了国家或世界健康保障体系应对它的能力时，其带来的秩序振荡将会变得难以控制。特别是美国的系统性金融扩张带来巨大的收入再分配和社会错位，促成了社会冲突的激化。恐惧、怨恨、排斥、抱怨、幸灾乐祸和愤怒成为美国媒体上的高频词，预示着未来几年美国新的社会冲突。
新的社会冲突很可能反映着更大范围的无产阶级化以及世界劳动力空间格局和种族格局的变动。在全球抗疫中，种族主题并未消失，而是在国家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中呈现出来。沃勒斯坦1995年时指出，“21世纪的问题将是种族分界线的问题。”种族主义具有进化论的色彩，即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如福柯所认为的，种族主义还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即“你让更多的人死，因此你就越能活下去。”
（五）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力量平衡的变化
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全球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在全球政治经济正从欧洲体系转变为全球体系的过程中，文明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滋生怨恨，更多的则是由于西方的优势成为宣传西方利益、观念和价值观的工具。在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国家抗疫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要义的东亚文明或甚亚洲价值观彰显了信仰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帝国及其西方文明所依赖的信仰和权威体系发生冲突。如阿锐基所言，“处在我们前方的是，现代世界转变为一个诸文明的共同体过程中所带来的重重困难，它反映着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再度兴起——之间变动的力量平衡。不论这一转变会如何剧烈和充满痛苦都要依赖两个条件。首先，西方文明的主要中心如何巧妙地把自己调适到一个不那么高的地位，其次，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再度兴起，其各主要中心是否能够集体承担重任，为美国霸权留下的体系层面的问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二、百年变局与中国抉择
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抉择需要遵循美国借由其所主导的国内国际制度而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这一规律和事实，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新时代战略性实践。
（一）立足国内经济大循环，严防输入型危机发生
高筑墙，强权威，立主权，要防御，“扎紧篱笆打好桩”，防止输入型危机，实现国内经济相对自我循环，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转向亚洲、欧洲与非洲市场，推进以人民币双边结算或易货贸易。特别是要捍卫经济主权、金融主权与财政主权，避免脱离历史现实而盲目推进金融开放，防止金融殖民主义。一旦金融阵地失守，金融主权易手，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将处于非常危急的状态，重蹈法国经济和南美国家经济的覆辙。
美国1974年才放开资本管制，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在1980年前后才放开资本管制。然而从1980年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自愿或被迫放开资本管制，走上了资本自由化之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金融自由化运动的后果。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则严格把关、严防外资（资本化的纸币）渗透和控制本国主要技术、资源和产业，始终没有把境外的美元纸币作为刺激本国经济的手段。
（二）突显经济增长的社会逻辑，兼顾国家总体安全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和视野，广泛积累粮食、能源、货币、教育、医疗、科技、军队等方面的储备，特别要以政治措施积累和控制资本，以社会价值约束盈利冲动，保持贸易限制与鼓励并进，适当保持工农业比例，尤其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因为如李斯特所言“生活必需品是个涉及国家独立自主与国家权力的问题。”为此，中国要避免愚昧及纯粹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或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增长的逻辑同时并不忽视保卫社会的逻辑，将经济置于社会更大范畴下思考。
最为关键的是，要积累中国本土思想，摆脱对西方思想的依赖，从而以中国智慧支撑起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知识与道德的领导角色；要培养人才，造就伟大的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家、战略的金融家与外交家、传道的教育家、工匠的科学家等各行各业人才。因而中国既要兼顾物理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交通和通信网络以及教研机构等），又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突出和强调社会福利和民本主义目标。
（三）巩固经济大国地位，发挥仁智大国影响力
过犹不及，否则由盛及衰，由治至乱。因而中国有必要敏锐地洞察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条件，以“不称霸”的方略吸取大国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亡的历史经验，维系美、欧、亚多中心相对平衡，推进多极化发展趋势，避免二元对立的两极化思维和话语，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哲学之道由经济大国迈向仁智大国。
中国需要总结出符合人类安全基本需求（吃穿住行医）的本土知识和经验，进行政治经济自我治理，开拓出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发展道路，重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以解决美国霸权危机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从既定的治理、积累和社会凝聚模式的一系列断裂中构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