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拜登领导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急着坐下来同中国政府商谈。【1】谈总比不谈好。问题是谈什么，如何谈。更为关键的是，对我们中方来说，目标是什么，对美方如何应对，哪些是可以谈的，哪些是可以对等妥协的，哪些是决不可碰的底线而必须坚守的。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准确判断对手，抓其要害，方能做到远近结合，坚定维护与增进我国家利益。当前，除了防疫之外，对拜登政府最为紧迫而急于同中方谈的，恐怕是两项议题：一是寻求中方为其巨额国债发行与财政赤字提供帮助，二是通过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来维持其高技术全球领先与垄断地位。
这两项议题，在过往中美交手过程中，都曾作为重点。美方尝到过甜头，中方有过教训。不只针对中方，对于某些国家如日本，美国也曾一度将这两项议题作为重点，并屡达目的。这是新一轮对美斗争与合作中，中国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以至警醒的。
对美总体原则，必须超越短期商业性利益考虑，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背景，从国家博弈的战略角度认识对美斗争与合作，坚定地将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国家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置于最高地位。
二
就第一项议题看，美国政府面临着空前压力。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原本就已步入快速增长轨道。特朗普政府加据了对债务的依赖。至2020年底，美国国债余额已超过28万亿美元，比其年度GDP还多8万余亿美元。拜登上台伊始就追加了1.9万亿美元的临时性财政支出，接下来，还要追加2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近5万亿美元支出只能来自国债发行。
尽管美联储早已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所渲染标榜的“央行独立性”幌子扯掉，加快了国债的货币化进程，仅过去39周内，美联储就累计印钞超过19万亿美元，其经济中的货币数量比2020年初高出25％，货币增长速度超过美联储1913年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2021年1月20日，美联储经济褐皮书）。
但即使如此，前财长保尔森与前联储理事凯文·沃什均还预计，美国政府2021年需要再融资7至8万亿美元。美联储资深经济学家查尔斯·埃文斯表示，美国将需再增加3.5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以抵消无法将利率降至零以下的情况。【2】
受此影响，金融市场已经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国债收益率已快速大幅提升，3月11日的10年国债收益率比初已增加了61个基点，提升幅度为66%。市场表达了明确拒绝新债发行的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很可能企图通过缓和特朗普政府对华产品的高额关税，来诱迫中方对美国债的增持。对于这种企图，我国负责对美谈判的部门、人员和国家决策层，必须做到心里有数，应坚定而明确地拒绝这一企图！
不得不强烈提醒的是，即将上演的一幕，是旧戏新做。旧戏离我们并不远。
2008年美国爆发了空前大规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政府救市刺激措施”。这需要巨额国债发行支撑。布什政府继而奥巴马政府（当时拜登是其副总统）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为此，美国将原本只是“做做样子”而并不怎么重视的“G20”实质化。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极力示好并劝说中方，以取得中国帮助。中国出于真诚合作的良好愿望，大量增持美国债，极大地帮助美国度过了难关。然而，这一极力帮助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一旦美国政府度过难关，紧接着就是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南海风波”、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一系列遏制打压安排。特朗普上台后更是挑起空前对华贸易战与高技术产业战，以及其他一系列对华恶劣行径。就是2021年3月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拜登政府也是通过高举“对抗中国”“攻击中国”的大旗来削弱共和党反对力量（凝结两党力量）而获取国会通过的。
对于如此一个信誉不再的国家，对于如此一个只顾自己所需而滑头的政府，对于如此一帮对抗敌视中国的政治势力，中国相关方面还应该那么一厢情愿地“抱有良好愿望”而天真吗？对于增持美国国债，我们经历过一次“农夫与蛇”，难道还要再次做那个被咬的“农夫”吗？还不嫌教训不够深刻吗？
更为重要而警醒的是，在中美斗争日趋激烈的当前与今后，我国所持巨额美国国债，不仅不是手中的一张“王牌”，反而是不断受到美方威胁敲诈甚至冻结赖帐的“武器”：
一是，债权过于集中到一个债务人身上，双方权力结构也就发生了变化，主动权已经转到债务人手中了。正因中国是美国政府的几乎最大单一债权人，才使中方在双方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是，作为最大持有者，中国所持美国债券资产已不再具备应有流动性，不仅没有增强整个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反而限制了整体流动性，这已违背了大量购买持有美国国债的初衷。一方面，所有投资者与交易商都会密切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交易行为稍有变化，就会被市场放大传播，引起自动快速广泛加码式的“羊群效应”；另一方面，如果大规模抛售，市场就会跟风，整个市场价格将大幅下跌，甚至发生恐慌性交易中断。这不仅使中国所持所有外汇资产大幅缩水，产生重大损失，而且，即使想亏本大甩卖，恐怕也没有接盘者。美国政府还可能强令其债券市场上的所有经纪商不得接受中方卖出债券的委托，致使中方难以进入市场减持。
其三，成为美国侵蚀掠夺中国国民财富的“武器”。对这一“武器”的使用，美国政府一直屡试不爽。自1971年美元完全纸质化以来的50多年里，美元已经累积贬值了55倍。长期连续巨幅通胀，是消蚀赖掉债务的一种手段。
其四，对中国所持巨额美国国债，美方已经拿来盘剥敲诈威逼中国，今后更会变得肆无忌惮。
其五，极端情况下，不排除美国政府冻结包括中国所持美国债券在内的所有美元资产。随着中美斗争变得日益复杂尖锐，一个极力维护霸权地位而自身实力不断相对衰落下去的美国，对已被其确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将无所不用其极。
即使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对于一个实力持续相对衰落下去的国家的国债，也是不被长期看好的，能减持就减持，能不持就不持。中国再像2009年那样增持美国国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说不过去。有鉴于此，特此建议：
第一，对于美方可能提出增持其国债的企图，中方不仅给予明确拒绝，还应继续坚定不移地策略性陆续减持所持美国国债及其相关机构债券。这应是今后一段时期调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一项长期计划。对这项计划的执行，不应受中美关系缓和与否的影响，应坚定而持续地实施。
第二，杜绝那种将“不减持美国国债”作为处理对美关系时的一种承诺，以借此寄望赢得对方尊重并缓和双边关系。应认真总结与吸取过往教训，不应对此类承诺抱有天真想法。
第三，将要求美国政府按市场价格回购一部分中国所持美国国债，作为中美经贸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作为针对美方某些要价的回应，比如扩大对美产品采购等。
第四，对于减持美国国债变现的美元资金，不应再转成美元资产，而是可考虑采购我国所需战略性资源，大幅增持黄金储备，加大所需质优价适的一般商品采购进口量，用于加大双边货币合作以加大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多边货币金融合作等。
三
对于第二项议题，我们更应小心处理，增强防范意识与政策安排。
这第二项议题，使人不禁想起，拜登政府重新拾起了上世纪80年代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手段与策略，用来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这种想法，是由刚刚宣布的中美半导体产业的一项双边商谈机制所产生的。
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官网发布，经中、美两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多轮讨论磋商，“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于2021年3月11日正式成立。中方介绍，该工作组将为中美两国半导体产业建立一个及时沟通的信息共享机制，交流有关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加密等技术和贸易限制等方面的政策。根据磋商结果，双方协会将各自委派10家半导体会员公司参加工作组，各自分享相关信息并进行对话，双方协会将负责工作组的具体组织工作。
同样性质的双边工作机制，早就出现在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中。正是从如此双边安排开始，美国成功地规避了多边贸易框架，以便不受干扰地集中力量对日本采取一整套预先设计好的策略，通过一再诱导与施压，最终完美地达到美方目的。
让我们翻开那个对日本有着惨痛教训的历史，简单地看看吧。
当美国向日本销售电子商品时，日本几乎没有电子产业。日本政府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确定电子产业发展战略：通过严格的市场保护、培育大而全的电子财团、政府推动民族产业间技术研发合作，而不是开放自己的市场、成为美国电子产业的低端加工组装车间从而依赖美国技术的道路，形成了具有完整自主产业链条的电子产业群体。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使日本于短短几年内将占日本市场30%份额的美国电子企业赶出去，更是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从美国企业手中夺走世界市场份额，并主导了美国本土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尤其是，作为电子产业核心的芯片技术，日本超越美国，成为最主要的技术掌控者和最大的芯片生产国，几近打跨了美国芯片产业。
陷入芯片与整个半导体产业被日本全面替代之困境的美国电子企业，于1977年3月成立了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就是这个SIA，现在又来到了中国），抱团抵抗，强烈要求美国政府介入反击。
美政府积极响应，商务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等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后来回忆道：“我最后决定，我尚未准备好去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芯片业已经不可挽救。而且，我感到它事关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高于任何经济利益。”【2】美国政府决定大力打击日本芯片业，并通过大规模政府订货与资金投入来大力推动本国芯片业。1982年2月，里根政府考虑限制日本芯片进口。1982年3月，美国商务部告知日方，将对日本芯片出口商发起反倾销调查，并配合政治与经济手段。在日本通产省为此要求日本芯片商主动压缩对美出口数量并提高价格后，1982年6月却被美司法部告知，正在调查日本厂商联合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在日本政府支持下通过卡特尔手段限制数量抬高价格来寻求“垄断租金”以弥补前期借助低价倾销获取市场主导地位所导致的损失，并形成了一套理论说辞，致使日本进退失据。
1982年春，成立美日高科技工作小组（HTWG）（类似于刚成立的“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于当年11月就芯片业、计算机产业与通信业达成《关于原则问题的协议》，通过务虚与模糊条款获得日本政府批准，为日后美方的利已解释留下伏笔。1983年，在HTWC框架内开始第二轮谈判，于当年11月达成新协议，日本全部废除芯片关税并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程序。
1985年，美国厂商试图与欧洲同行组成统一战线对付日本芯片业，出于利益考虑，后者未予认同，但美保证向欧洲通报对日报复行为。1985年6月11日，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日本芯片商发起301条款调查。
在美国持续多年不断升级的真假虚实结合的威逼利诱压力下，日本1986年与美签署《半导体条约》。美迫使日本厂商停止在美国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倾销，美国厂商获得日本市场20%的份额，并挑起日本电子产业的内部恶性竞争，成功拆散了日本半导体产业协同合作的自主产业链条。
1987年3月，里根政府就计算机与电视等产品对日本实施高达3亿美元的进口限制，直到日本完全履行《半导体条约》为止。这一限制，实则持续到1991年。与此同时，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进一步打压日本电子产业。
期间，美政府却批准14家美国厂商组成“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给予大规模政府资金与产业基金支持，大力推动技术研发和芯片业发展。
最终，日本在这场美国发起的针对芯片业与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战争中彻底败下阵来。1993年，美国取代日本再度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出口国，并通过培植韩国、台湾地区等日本竞争对手的芯片与电子业，对日形成进一步挤压。进入新世纪，日本芯片业乃至整个高科技行业，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导致了日本经济“失去了近三十年”却仍然难以走出这一巨大泥坑。【4】
要知道，日本还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是其遏制中国的前沿。美国尚且如此对待日本的高技术产业，就更不用说针对已被美国明确界定为“头号竞争对手”的中国了。正如已经、正在还将继续显示的，美国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没有底线对华。对此，那些仍然心存幻想的中国相关人士，必须醒来！
在国家博弈的时代，提出并向往美好愿望时，必须先做出最坏打算，并持续做好充足准备。商业利益与短期经济利益当然要讲，但必须有着超越商业利益的国家长远战略利益意识和安排；贸易战略必须置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商贸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安全利益。否则，“在国家博弈中，短期经济利益考虑多了，国家安全利益就少了；自由贸易迷信多了，技术与产业独立就少了。”【5】
那些迷信“用市场换技术”、“竞争中性”、“全球产业链”、“全球化分工与合作”、“全球化市场”、“各自优势互补”并“从中各取所需”的中国人，如果未能被日本的教训唤醒，不能被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径唤醒，那可真是无药可救了，不是天真到愚蠢至极，就是别有用心。
既然已从最为瞩目的半导体行业成立了双边联系工作机制，我国就应积极主动地加以利用，吸取日本教训，学习美国的战略与策略，秉持以高技术产业自主自控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为最高原则，坚决防止步入对方圈套。为此，建议：
第一，坚定而严格地将双方经济磋商范围限定在贸易领域，商谈议题必须对等设置，不可由美国主导，更不可由其主导议题谈判进程。以此，杜绝美国由贸易问题入手，延展到更广泛的经济体系事宜上。中国不是拉美国家，不是日本，不是前苏联，也不是苏联刚解体后的俄罗斯，不是其他小型发展中经济体，也不是依附于美国的西方国家，贸易之外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事宜，是中国主权，是中国内政，没有任何必要在中美贸易磋商中进行讨论，美国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干涉。如若不然，就会踏入美方熟悉的套路性陷井之中，被其牵着鼻子走，正如美国针对拉美国家、日本或前苏联所做的那样。
第二，即便是贸易领域的磋商，也应当严格限制双边框架内的议题，尽可能地放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多边框架内，通过多边规则与多边机制来讨论解决问题，以约束美方。
WTO是美国主导建立也一直由其主导运行的有关全球贸易秩序特别是解决贸易争端的多边机制。多少年来，这套机制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和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中国经过了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做出了巨大妥协让步，特别是承诺了美国绕过WTO的相关机制而单方面强行塞过来的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私货”，可以说，中国当年是按照很不公平很不公正而相当受歧视的条款安排，才加入WTO的。美国从中国“入世”谈判及中国对“入世条款承诺”的履行中得到了巨大利益。既然如此，美国现在还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吃了亏”，主动挑起了大规模对华贸易争端。对此，中方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坚定要求在WTO框架内，按WTO的争端解决程序与标准，来解决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多边规则与机制，来制约美国的单方面挑衅。杜绝美方绕开多边框架与规则而在双边框架内对中国的随意攻击。在多边框架内讨论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也有利于中方广泛团结广大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
第三，继续逐步适当减少对美国市场特别是低端市场的依赖，减少以美元及其计价的虚拟资产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这尽管短期内会对相关企业与产业有所冲击，但是，总体而言，这一冲击不仅可以承受，并且从长计议，可以大幅缩减受制于人的程度，避免没有必要的让步妥协而损害国家发展利益。还可促使加快我国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步伐，促动内需扩大型的内向发展，增强经济自主权，提升本土市场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支撑。
【1】据外交部网站2021年3月11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官网发布，经中、美两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经过多轮讨论磋商，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今天（3月11日）正式成立。【2】《美国39周放水19万亿，伊朗用人民币替代美元，黄金美元战或一触即发》，参见2021年1月21日的百度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461212734916287&wfr=spider&for=pc。【3】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4】上述美日产业战争过程，黄树东教授作了很好的总结与分析，我在此只是简述了他的阐析。有兴趣者，可阅读黄树东的著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238页。【5】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供稿：林光彬 审核：林光彬 编辑：王萌)
